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为了推动西藏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大对西藏的财力支持，其一是逐年加大财政支持和投资力度，使西藏经济在强有力的财政注入下大大增加了活力。其二是中央在西藏抗灾救灾方面基本采取无偿拔付的方式，对保护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恢复和发展灾区生产生活起到了直接保障作用。 

　　一、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支持 

　　1952年至1958年，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支持主要用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投资如修路、建桥、盖房子；二是行政管理开支包括办公费、人头费（工资福利）等等。中央财政补贴是西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央财政补贴是西藏财政支出的103．72 ％。除满足西藏地方财政支出外，还略有节余。 

　　自和平解放至1958年，”西藏完全为供给型财政。为了忠实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指令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纪律，不吃地方，不增加群众的负担，财政开支全由中央解决。而当时全国的财政状况也并不乐观，由于抗美援朝和各项建设的需要，新生的共和国经费十分紧缺，许多资金来源于全国人民的热情解囊和慷慨资助，著名人士也募捐了大批款项。尽管如此，对西藏的财政支持还是全包下来。1951年11月，由中央西南局派遣的一支财经队伍到达拉萨。他们在“保证军供，调剂民需”财经政策指导下，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通过努力，确保了进藏人员、西藏上层统战人士、人民群众赈灾救灾和发展生产的财政供给。统计资料表明，1952年至1958年的6年间，西藏财政收入39290万元，仅中央的财政支持就达35717万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91％，而地方财政收入仅占9％。这些经费的供给，从客观上减轻了农牧商业的负担，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中央对西藏特殊的财政支持是在国家本身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关心程度。到1959年，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破，被地方政府所控制的经济运行机制转移到了人民方面来。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支持也由纯供给型向建设型财政转变。民改之后，西藏工委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稳定发展”方针，开辟财源，组织收人，合理支出，中央人民政府除大规模提供资金支持外，还为西藏制定了有利于地方财政收人政策，将商业、外贸划归了地方管理。为使地旅济有序而稳步发展，在全国性建设缺乏人才的情况下，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1000名财政人员进藏，有效地支持了西藏经济的发展。自1959年至1965年，中央先后支持西藏地方59023万元，占财政收入的69％。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中央在全国财政收入并不景气的情况下，支持西藏财政215033万元。这些资金，除部分用于行政开支外，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方面。 

　　进入80年代，西藏同全国一样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加快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央给予西藏自治区更加优惠的政策和灵活的措施，加大了对西藏的财政投入以及人才和科技等方面的援助，并要求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1980年至1986年，中央对西藏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和统一财政制度对西藏的财政补助，以1979年决算支出为基数，实行每年递增10％的办法。1987年，中央重新调整对少数民数地区的财政支持措施。取消财政补贴每年递增10％的政策，改为定额补助。 

　　90年代以后，中央对西藏的财政支持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优惠政策。税收则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征税退还”的政策，由于中央的优惠政策和不断递增的财政额度，西藏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中迈出了新的步伐，呈现出了良好的态势，一是企业的财政贡献由负数转变为正数；二是税收来源增多，税收金额增大。在中央财政补贴的拉动下，西藏地方税收呈上升趋势。企业对财政的贡献也从1989年开始转变为正值。正是由于中央逐年递增的巨额财政投入，促进了西藏的工业、交通运输、邮政通讯、商业贸易和旅游服务等产业部门的发展，而这些产业正是税收的主要来源。 

　　据统计，1952年至2000年，中央补助4238961万元（不含未通过财政安排的资金），占97％以上。中央对西藏的巨额财政支持，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无私支援，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促进了西藏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中央对西藏抗灾救灾支援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每年都要下拨大量的抗救灾款物，支持和帮助西藏开展救灾救济工作。 

　　1954年7月，年楚河上游因冰雪崩塌，河水暴涨，江孜以下沿河地区遭受特大水灾，淹没170多个村庄，受灾群众16000余人。当时工委成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掸堪布厅参加的救济委员会，大力开展救灾工作。驻江孜部队和江孜分工委机关工作人员，在自身同样遭受洪水袭击的危急时刻，全部出动，舍身忘死，全力抢救。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得知灾情后发来慰问电，政务院拨款80万银元和各种救灾物资救济灾民。进藏部队、机关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紧缩内部开支，救济灾民，向灾民发放大米、青棵1．5万公斤，帐篷布26000米，干部、战士捐款10万多元。同年10月13日，中央又拨以工代赈款300万银元，修筑江孜到日喀则和江孜到亚东的公路，参加筑路的民工有4000多人。这次救灾工作是在中共江孜分工委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在救灾过程中，深人进行社会、灾情调查，把救济粮款发放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56年3月，黑河（今那曲）地区遭受特大雪灾，全地区受灾的3石万人中，重灾民就达1．8万人，灾害造成大量牲畜死亡。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十分关心灾民生活，及时下拨救灾物资，中共黑河分工委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发放青稞4万公斤，茶叶3560公斤，贷款6．5万银元，救济灾民1．6万人。整个救灾工作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政治影响。当时，西藏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旧的西藏地方政府对这次特大雪灾视而不见，反而在受灾的6个宗催逼牧民交纳酥油3．92万公斤，对救济灾民的1000余袋青稞和茶叶也阻拦发放，在灾民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962年，西藏普降大雨，全区各地般了桐程度的洪涝、冰雹、病虫、霜冻等自然灾害。中央获悉灾情后，十分关心灾区群众的生活，为了及时帮助灾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度过灾年，中央专项下拨100万元救灾款，帮助进行救灾工作，保证了灾民生活。1966年2月，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雪灾，死亡牲畜1000O多头（只、匹）。灾情发生后，各级民政部门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驻藏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帮助下，积极开展抗救灾工作，组织转移和安置灾民，发放救灾物资，共落实救济粮60万公斤，防寒用品4万多件，饲料240万公斤，药品4040箱。灾情的发生牵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有关部委，国家内务部给我区下拨救灾专款60万元；农业部拨医药专款50万元，为我区夺取抗救灾工作全面胜利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 

　　1989年9月至1990年4月，那曲地区巴青、嘉黎、比如、班戈、那曲、文部、索县等8个县（办事处）、13个乡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雪灾，持续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降雪次数达120余次，积雪厚度在50至100公分，整个草场全部被大雪覆盖。受灾群众40316户、222300人，受灾牲畜509．75万头（只、匹），因灾死亡牲畜98万头（只、匹），死亡率高达30％以上。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91亿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罕见的特大雪灾，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自治区党政领导十分关心和高度重视，先后组织救灾工作组718个，2400余人次，深人灾区第一线，组织协调、指挥救灾工作。国务院派出了以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为组长，由民政部、农业部、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国家体改委等7部委组成的赴藏北灾区慰问组一行10人，不顾高山反应，深入灾区指导、协调抗救灾工作。党中央的关怀是夺取抗救灾工作全面胜利的关键。中央还派出空军某部运输机和直升机，给灾区运送救灾物资，为22个被大雪围困的灾民点空投救灾物资153．5吨。西藏地方和驻藏部队先后出动车辆700余台次，抢运救灾物资1100多吨。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中央为那曲地区下拨救灾专款5000万元，发放口粮1150万公斤，扶持灾民16万余人。全国兄弟省（市）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也给予了极大的援助，共捐款（含捐物折款）270多万元，保障了灾区的稳定、灾民的基本生活和大灾之后的生产恢复及家园重建工作的顺利展开。 

　　1993年3月20日，日喀则地区的拉孜、昂仁两县发生了6．6级地震，灾情发生后，中央拨款1500万元用于抗救灾工作。自治区党委、政府及时调拨油料、帐篷、藏被等救灾物资，全力以赴投入抗救灾工作。 

　　1998年，我区气候异常，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连续遭受了雪、旱、洪、风、泥石流、地震、病虫等自然灾害。与往年相比灾害种类多、灾情重、时间长、范围广、危害性强、损失大，是一个多灾、大灾、连灾之年。到1998年3月中旬，已出现过多次不同程度的降雪过程，导致全区除林芝地区以外的六地（市）、50个县、457个乡（镇）、3104个村遭受了特大雪灾的侵袭。西藏发生的特大雪灾，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多次过问灾情，指示有关方面一定要做好抗救灾工作，朱镕基、胡锦涛、姜春云等为我区救灾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姜春云、李贵鲜等领导两次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听取西藏雪灾情况和赴西藏灾慰问组工作汇报，决定拨出巨款和大量物资救助西藏灾区。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厚意，由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志刚率领的国家4部委和军队组成的慰问组，于1998年1月10日赴西藏察看灾情，慰问灾区人民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慰问组一行不顾高山反应，来到海拔4700米的聂荣县色庆、沙色两乡，把防寒衣被、粮食、柴禾和慰问金亲手交给了受灾牧民。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一行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到海拔4800米的安多县摊堆乡、把棉衣、棉裤和糌粑送到最困难的灾民手上。 

　　1998年2月，中央下拨给西藏的救灾物资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前隆重交接，这批物资由一个专列22个车皮装运，共有31万件棉被、l万双皮手套和1．5万件防寒衣物。青藏兵站部立即组织100辆汽车，200多名官兵，在除夕之夜装车，年初一进藏。受灾地区的党政干部长期坚持在抗灾第一线与群众同甘共苦，充分显示了世纪之交西藏干部的高尚风采。知道灾情最早的驻藏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迅速赶赴灾区，奋不顾身投入抗救灾工作。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救灾方案。政委胡永柱少将说：“救灾如救火，救灾就是救命，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子弟兵的无私奉献。”到1998年2月中旬，西解区先后出动车辆530余台，官兵3050多人次，向灾区捐助了3批救灾物资，价值达90万元，捐款30余万元，捐衣物13000多件，疏通被冰雪阻隔的道路21200公里，抢运物资3550吨，解救被困群众63000多人。灾区人民把部队的牵引车、推雪车叫作“救命车”，把部队开通的道路叫“生命路”，把指战员称为“救命恩人”。 

　　雪灾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出动官兵3000多人次，出动车辆200多台运送物资，官兵们捐赠了价值近20万元的粮食、燃料和御寒衣物。武警总队也拨出专款30多万元，组织一批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1998年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支援灾区的物资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交接仪式，援助物资包括2000件棉大衣、400件棉被、60套棉衣、80顶帐篷和20000支蜡烛。1月26日，成都军区援助的救灾物资到达拉萨贡嘎机场。这批物资包括干粮、面粉、食盐各5吨、青稞100吨、油料20吨、罐头2吨、衣物16000套。广州军区航空兵某部也出动飞机43架次，为西藏紧急空运物资680余吨。 

　　三、中央的特殊扶持，对西藏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财政补贴陆续增大，至2000年底，中央累计为西藏的财政补贴和专项拨款已达500多亿元，推动了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改革后，西藏经济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好势头。 

　　为了促进西藏农牧业经济稳定发展，中央优先拨付专项资金支援农业，并在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技术引进、农牧产品品种改良等方面都进行了长期的探索。60年代，中央将内地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生产组织方式引入西藏农牧区，使农牧区的社会组织形态、家庭生活方式、思想观脚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后，中央决定对西藏农牧经济基础设施予以专项资金支持，农田水利和草场保护等农业基本建设费用以及行政管理费用，由中央财政补贴解决，不向农民筹集或摊派。政府财政安排的支援农业生产费用，主要包括：1．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补助费；2．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3．农村农技推广和植保补助费；4．农村草场和畜禽保持补助费；5．农业造林和林木保护补助费；6．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支出；7．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支出。另外对于大型的农业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由中央另拨专款解决。如西藏“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的综合开发，中央拨款就达10亿元之巨。这些政策和措施无疑改善了西藏农触的生态环境，促进了西藏乡村经济的发展，使农牧民生活获得了明显的改善。 

　　虽然西藏的工业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益运行的状态，但与此相配套的公路交通、航空运输、邮电通讯、能源工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西藏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商业贸易体系。这些都为西藏未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城镇建设的巨大变化更能充分说明中央财力支持的巨大作用。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西藏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以拉萨市、日喀则市为代表，以八一、泽当、昌都、那曲、狮泉河等城镇为标志，西藏的城市化规模、水平迅速提高。一批批标志性建筑迅速崛起，一条条现代化街道相继建成，城镇的交通能力、供水状况、电力配置、绿化水平已接近发达地区的中小城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使西藏的现代化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正是中央财政的支持及专项拨款的强力注入，西藏经济呈现加快发展的强劲势头。2000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7．4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331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6648元，粮食产量96．22万吨，牲畜存栏2266万头，各类在校学生38．1万人，医院病床4602张。社会主义新西藏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并且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发展形成这样的经济规模和事业基础，主要是得益于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